我從小就是一個旁觀者，但不是一個孤獨者。旁觀者和孤獨者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孤獨者是一個人獨來獨往，你根本不知道他心裡想些什麼。旁觀者只是置身場外當觀眾。孤獨者有時很危險，旁觀者不是一個可怕的人。

一個聰明的旁觀者不但能做得到身在場外，心也在場外。但我不是一個聰明的旁觀者，因為我的身雖在場外，但心老是在場內。這個性格再加上從小好打抱不平，不平則鳴並對威權不當一回事的脾氣，在當年台灣那樣封閉的社會，一路走下來，難免要吃些虧。

我初中一年級是在花蓮讀的。那時候的花蓮，山明水秀，民風敦厚，和我幾十年後，從美國回台灣去舊地重遊的情景相差太遠。英文中有 You can never go home again 的說法。旁觀者應該是那種「埋骨何須桑梓地，天涯何處無青山」的人。

我開始惹麻煩是從花中一年級開始。有回演講比賽，我被級任導師指派去代表班上參加。我當時為什麼對這個指派的光榮任務那麼反感，因為事隔太久不記得了。只記得在全校同學的注目下，我走上大禮堂的講台宣布說：「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因為沒有準備，於是鞠躬下台。」突然露這麼一手，雖然獲得全場同學的哄堂大笑，但可把級任老師給氣爆了。回頭來看，我當時的作法簡直是不負責任的亂搞。不錯，我並不想參加這個鬼比賽，級任老師也知道我不想參加，但他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初一的學生居然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牛脾氣。初試啼聲，好戲才開始哩！

與大師同窗

我初二轉學到台北的成功中學，級任老師是一位教國文姓張 的女老師。這位女老師聽說喜歡摸四圈衛生麻將，所以常常不準備教材就上台講課。由於我的國文程度從小就 很好 (在花蓮讀小學時和王禎和同班，作文比賽咱們可是第一，王兄第二。不過那時比的是禮義廉恥和反共八股，非後來英年早逝的鄉土文學大師級人物王禎和所長，算是勝之不武。終其一生，我們小學分手後就沒有再見過一面)，所以常常被張老師叫出來先把課文解釋一遍，她偶爾補充補充。因此在同學心目中，我變成了國王的人馬，標準的當權派也。那時候我們班上很多頑皮搗蛋的傢伙，他們的一舉一動，張老師都瞭如指掌，於是同學中傳言張老師有「第五縱隊」的臥底分子告密。本人在想當然耳的情況下，變成了全民公敵。如果我天生是西瓜偎大邊的人，你說我是老闆的心腹，是又怎樣？你把我奈何？但當時年紀輕，受不得冤枉。於是乘張老師作文自由命題的機會，洋洋灑灑寫了一 篇 (一個老師的述描)，把平時班上同學批評她的八卦，像什麼第五縱隊等等，全抖了出來，不知在那裡學來一記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怪招，在文章的開頭寫下：「本文主角，純為虛構，如有雷同，全屬巧合。」文成後，先交同學傳聞，以示表態，好像很有種 的樣子。這下可給真的第五縱隊建奇功的機會了。小報告打上去，張老師一看我的文章，又氣又悔；這小子，我把你當心腹，沒想到不識抬舉若斯。於是一狀告到校長那裡去，講明如不將我退學，她就辭職。事情鬧得這麼大，除了我的文章可能寫得太好，傷透了張老師的心外，還扯出了「政治迫害」的案外案。

原來信懷南乃高幹子弟出身，家父當時，出任國民黨黨內要職，和成功中學的潘振球校長同屬天子門生，自家人，張老師的先生是黨外人士，認為如果不退我學則是國民黨特權階級壓迫小老百姓。老潘 (潘老) 在對方壓力之下，居然不夠意思到「大義滅親」。結果是記我兩支大過、兩支小過，留校察看。初二的學生哪寫得出什麼值得留校察看的文章？所以我算是台灣民主運動中，逆向歧視 (reverse discrmination) 的早期受害者。這件事讓我學到一個非常寶貴的教訓；在政治鬥爭中，為了個人利益絕對可以犧牲公義。在冥冥之中，我從此注定走上「門神」的命運；當門打開的時候，門神在裡面；當門關上後，門神就在外頭了。門神是旁觀者，旁觀者很像門神。

初中畢業進高中，高中畢業進 大學，其間我行我素，既不成群也不結黨，除了高二時因拒絕在星期六下午，別人回家，我要留校為「民族救星」蔣公的誕辰，比賽作文被記一小過外，倒也沒惹過什麼特別的麻煩。奇怪的是大學那麼多的社團、那麼多的活動，我居然一個也沒碰過。那時候大學生，尤其是當兵受訓的時候，很難逃過不入國民黨這一關，但我卻是例外。開始的時候，所有教官和指導員都認定我一定是黨員。後來發現我不是後又不能強迫我入黨。他們最多問：「令尊對你不入黨事有何看法？」我的回答是：「他隨我的便。」這是實話，家父早就知道我的性格不是做官的料，只希望我學個一技之長，能不餓死就行了。

兒不嫌娘醜

來美國不久，看到「中央日報」 有位筆者「老兵」的先生寫了一篇「兒不嫌娘醜」的文章，教訓留美學生不要老是批評政府。結尾時說：「大家在一條船上，留學生不要搖翻了船，否則不能到達彼岸。」我看後大不服氣，回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兒不嫌娘醜，沒錯。但如果兒為了愛娘的緣故，請娘打扮打扮，有啥不對？」這下可好了，又惹起一場筆戰。我後來想：美國海闊天空，正是我笑傲江湖的理想世界，再加上先要求學後求生，於是封筆。一封就是三十年，其中一本自傳性的「離散的蒲公英」惹出些其他的枝節，不過那是後話，在此就略過不提了。

三年前我重出江湖，專寫管理文章，倒也安分守己，沒有惹任何麻煩。開始在「商業週刊」寫專欄時本來也不想談論政治。但政治是社會問題的基本，除非不談社會問題，否則絕不可能不談政治。老實說，我對台灣的政壇，幾十年來一直保持一種旁觀者的態度。這種態度有利有弊。弊在會被人批評；你小子連投票權都沒有，憑什麼資格發表意見？我的回答是：當一個病人去看醫生的時候，他只會問醫生醫術高明不高明，會在乎醫生有沒有投票權嗎？沒有投票權的旁觀者看問題時反而會更冷靜。因為場內比賽誰輸誰贏都和他沒關係啊！富貴榮華威名權勢，早已離我遠去，要追求這些的話，三十年前當 我選擇要走那條路的時候，選法就不一樣了。台灣雖然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卻是在這塊土地上長大的。我對這塊土地的感情，遠超過我出生的中國大陸和長久居住的美國。我對台灣政壇人物的浮沈可以用旁觀者的態度和眼光去看，對台灣未來的前途和二千二百萬同胞的福祉卻不忍用旁觀者的冷漠去視之。如果三十年前我的一些看法後來證明是對的，那希望我這三十年來的路不是白走，飯不是白吃。

三十年的風雨人生，除了換來兩鬢風霜外，真正了解我們社會面臨最大的危機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政治；沒有責任感的享樂；用不勞而獲的手段去累聚財富；憑感情而不憑理性的行為；縱容不公平的競爭；沒有人性的科技，和沒有尊嚴的崇拜。如果我這個專欄能對避免這些危機有點警惕作用的話，那最好。不能的話，我也盡了我在旁邊大聲加油(或指指點點)的義務。這些自白本來該在專欄一開始講的。講晚了，總比不講好些。